黄毛丫头的往事 - 绿杨
黄毛丫头的往事
上小学
1954年秋天，我上学了，我们的学校在华山东路的坡头，名曰：双塔小学，因为我们学校旁边就是昆明有名的“大德寺双塔”。小时候我非常喜欢那两座塔，我称它们是双胞胎塔，因为它们长得一模一样，我常常憧憬着能够爬到塔尖上去看看。（40多年后，我和老公合写了一本书《云南名碑名塔》，我写的是塔的部分，我因此又回到我的小学，回到难以忘怀的双塔，它们历经沧桑仍然矗立在那里，招呼着我这个多年前的“发小”。）
刚读一年级时，还是学繁体字，用毛笔，所以当时常常困扰我的就是作业本的格子太小，写的字装不进格子，常常需要占用别的地盘，（这个习惯延续到如今，虽然早就没有写毛笔字了。）还有就是墨汁常会弄在手上、衣服上、脸上，回家后用饭团使劲搓衣服上的墨汁是那样费劲，这个办法不知道是谁教的，在当时只有肥皂的情况下还是蛮有用。记得我们的课本是：一、开学，开学了。二、上学，我们上学。三、同学，学校里同学很多。四、老师，老师教我们，我们要听老师的话。五、好学生，我们天天学习，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八、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什么得什么。……十、国庆节，国庆节，开大会，大家欢呼毛主席万岁。…… 可能比较简单吧，我们每个同学都可以把一年级的课本从头背到尾。
那时生活比较清贫，物质缺乏，记得我们家里常吃豆芽菜，那可能是比较营养的东西了，我们小学低年级的学生那时分两个时段上学，等我回到家,家里的人已经早就吃完上班上学去了，常常是我一个人独自大嚼豆芽菜，所以现在都记得。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昆女中旁边如意巷内的百寿巷附3号，（昆女中的教师宿舍，小巷里最里面的一个院子）是中式的两层老院子，我们那个院子紧挨着学校初中部的大操场，院墙外是一棵很大的树，常常有小鸟在上面欢唱，我们家的猫居然会爬到树上偷抓小鸟吃。我们的院子里住着学校的6、7户老师吧！教语文、化学、物理、政治、生物的都有，大家相处得很融洽，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贫，老师们既然住在一起也就像亲戚一样，上街买东西都互相帮忙带，有什么好吃的都互相送点尝尝，比如自己做的酸腌菜，甜白酒之类。我们院子里的小孩还经常跟着同院的生物老师去圆通山采集各种小昆虫，如蜻蜓、天牛、蝴蝶和各种甲虫，回来又学着认认真真做标本，很有趣。
最让我们小孩子高兴的是院子外面居然有一块10来平米的方方正正的水磨石地面，这在当时真的是罕见了，因为除了我们这边的中式老院子外，小巷的另一边高高的围墙里，有很气派的西式房子，这块地方应该属于那边。我们小孩子把这片地称为“滑梯”，其实“滑”则“滑”矣，没有“梯”；这里是我们小孩子的“天堂”，放学后、晚饭后，大家都会以各种借口跑来这里疯玩。
我们玩跳“小黄牛”（就是从玩伴的背上跳过去，先弯得低点、好跳点，然后逐渐加高）；“跳橡筋”，这个我很在行，有时可以一口气跳到“大井”（就是扯橡筋的人手要举到最高），可能当时我就是瘦高个吧；还有“跳海牌”（就是跳格子）；跳“簸箕”，即两个人坐在地上脚对脚，从左右脚隔得很近到逐渐距离加大；我哥哥他们“拍洋画”也喜欢在“滑梯”那里，因为滑，好拍……。总之，“滑梯”带给我们太多的欢乐！
记得那时我们班的同学好多都住在我家附近，上学时一个约一个，常常约得一大串才一起去上学，我的好朋友祁秀莹的外婆会腌一种长长的酸腌菜，我常去她家约她，就能够得到一根长长的酸腌菜，拎着边走边吃，心满意足地上学去。我们俩家很近，不是你在我家就是我在你家，很晚才舍得回自己家睡觉。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外省人，所以我们家在昆明没有什么亲戚可以走动，小时候我真的是把同学的家当做亲戚家赖在那里，也很羡慕她们有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还有个好朋友狄君波和我一样，也有两个哥哥（多年后我们班的男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们俩说，因为我们都有两个哥哥，他们不敢欺负我们，怕我们回家告状被我们的哥哥打），她们家的房子后有个小花园，虽然很小，但也足够我们玩耍的了，我们常在那里认真地“煮饭”、“炒菜”过家家玩，还用他们家的金凤花小小心心地互相包指甲，她爸爸做的饺子和戗面馒头很好吃，我就是在她们家学会做饺子、戗面馒头的，后来搭杂粮的年代我的技艺得到充分的施展。
记得有一次，也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我们班一个男生说他会飞，我们都不太相信，有一天中午，老师们都休息了，他爬到学校里单杆的最高一层，撑开手里的雨伞就“飞”下来，我们很钦佩地看着他“飞”，结果他把手给摔得骨折了，好长时间没有到学校来。
到了四年级，“大跃进”开始了，我们也常常不上课去找铁矿石、捡废钢铁。曾记得我们小队的同学在圆通山找到一大块铁矿石（是我们自己用磁铁试出来的），很大，还有大部分埋在地里，因为我们搬不动，又怕别的人来把我们的“宝藏”拿走，就决定不回家守在那里，一直到天很晚被圆通山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左说右说我们才被劝说回家。那个时候的学校已经像炼钢厂了，操场上炉火熊熊，小高炉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号称“痰盂缸里也要炼出钢”来，其实最后的“战果”是操场上堆着一些还没有怎么熔化的夹杂着各式各样废钢铁的大小铁坨坨。
那个年代小学生就要搞勤工俭学了，具体勤工俭学挣来的钱交去干什么倒不得而知。反正高年级有高年级干的活，低年级也有低年级要做的事。那时候的大人小孩都很单纯，很实心实意，不管干多重的活、去多远都没有同学请假或者无故不去，家长也好像不管我们能不能胜任、吃了多少苦一样。我们有时候是全班一起去干活，有时候是分小队去干活，记得有一次我们全班都去替位于翠湖边的藤蔑社挑竹箩箩到金殿附近去，路程实在是太远了，别说每个人还挑着两个大箩筐，就是空着手走到金殿，对10来岁的小孩来说都是很远的。我们真的是挑不动了，那时的路也不好走，好多路段都是碎石子路，硌得脚很疼，许多同学脚也磨破了，肩头也又红又肿了，想哭也没有用，只能硬着头皮挑着很机械地走呀走，也不知中间休息了多少次才挑到目的地，很晚很晚了，大家才一瘸一拐地回家去。
除了参加全班的勤工俭学劳动外，我们小队也想尽一切办法干了许许多多的、五花八门的勤工俭学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们小队去市郊“八大河”附近的一条小河沟里摸鱼，特别辛苦也特别好玩，我们先把一段小河沟用泥堵上，然后就用带去的脸盆往外拼命舀水，等水舀干了，大家就在小河沟里摸鱼了，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的确是有点收获的，当然不多，欢笑和快乐更多些。我们还去位于节孝巷的糖果厂包水果糖，这是一项甜蜜的工作，因为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糖果的香味，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馋兮兮、又只能看只能包而不得吃的小孩来说就不是甜蜜的工作了，克制着自己的欲望、咽着往外流的口水，我们都加快速度地忙着包，战胜了自己的小孩都是非常骄傲的。有一次我们去郊外的槐树上弄槐花，天气很热，槐花枝又有刺，汗水把刺破的小伤口一㓎还挺痛的，但是看着那么多白白的散发着清香的槐花可以为小队的勤工俭学换点钱还是蛮高兴的。我们还去农民的地里和田埂边采野菜，比如苣菜、“黑麻叶”……。我们也去帮忙绕过线圈、组装过五金配件、敲过碎石子……。总之，我们的勤工俭学干得太多了，我都不记得那时候还正常上课否，记忆之中的我们完全像一群四处打临工的孩子。
“大战钢铁”的那段时间，我爸妈和两个哥哥都不上班上学了，大家都忙于“炼钢”去了，两个妹妹在幼儿园全托，就我一人在家。白天还好，我也挺忙的，今天去挑耐火砖，明天去找铁矿石，还要守着小高炉等着“放卫星”……；吃饭问题也好解决，我就去当时的城市人民公社食堂自己打饭吃，那段时间，连食堂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人，常常问：“黄毛丫头，今天要吃什么？”或者教我说：“别把饭菜票都花完了，要有计划！”就是晚上一个人有点害怕，毕竟当时才10来岁，记得我爸爸的一件风雨衣挂在墙上，上面还挂有一顶鸭舌帽，有一次夜里我从梦里醒来，乍一看，好像一个戴着帽子的人走过来，我吓得半死，又哭又叫，当然没有人听到！后面好几天我都在做噩梦，天天晚上胆战心惊！总算有一天等到我大哥从学校匆匆忙忙请假回来拿东西，我可怜兮兮地告诉他我不敢一个人在家睡觉了，大哥把我交给同院楼下的李奶奶，我总算可以跟着李奶奶，不用一个人在空空荡荡的家里担惊受怕了。
记得小学4、5年级的时候，因为国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我们的练习本都是用很黑很粗糙有很多小颗粒的纸做的，钢笔写一阵子就连笔尖都没有了，我们班有几位男同学写大楷从来都是用废报纸订的本子写，练习本也是自己买纸自己订，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挺能干，但是因为已经分男女界限了，一直没有跟他们说过。有段时间常常停电，学校又要求在学校上晚自习，所以大家都用墨水瓶自制小煤油灯，瓶盖上先弄个洞，穿根细的铁皮管，再将粗的棉线从铁皮管里伸出来，其余的泡在瓶子里的煤油里。因为常用煤油灯，弄得鼻孔都是黑的，又因为光线不够，所以靠得太近，常把自己的头发烧焦了，互相闻闻别人的头发也都是一头煤油味、糊味、火烟味，虽然当时年纪小，还算没有弄成什么火灾！我的煤油灯做得不好，烟子太大又不亮，但是又不好意思请教做得好的男生，记得一次有位男生在教室里有意无意地大谈做煤油灯的心得，我赶快记住了照做，果然亮了许多！这就算是当时小男生和小女生的“交流”了。其实刚上学的时候我们是不分男女界限的，到了高年级可能认为自己长大了，就开始分界限了，课桌上都划了“三八线”，互相也不讲话了，见面就像不认识一样。还喜欢瞎起哄，如果某个小男生和小女生的名字被谁恶作剧写在一起，就好像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乱哄哄地一直把当事的小女生弄哭了才会停下来。
也是小学4、5年级的时候，我们女生中喜欢玩弹酸角核和抓“拐”的游戏，这“拐”一般是猪的脚拐骨，有羊的脚拐骨就更好了，因为小，方便抓起来。“拐”的两面分别染成红绿两色，其余两面根据骨头的形状分成凸凹，一般要用4个一起玩，所以就叫“红绿凸凹”，再自己缝一个小沙包，在向上扔沙包的同时要把桌上随意撒开的“拐”翻成统一的颜色，然后一把抓起，同时再接住往下落的小沙包，真的需要眼疾手快！我们班的女生个个都喜欢玩，而且个个都练得技艺精湛、花样翻新，一下课就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玩开了。弹酸角核需要灵活、会计划、弹得准，一把酸角核撒在桌上，先找好弹的先“吃掉”，就是找两颗距离最相近的，中间用小指头轻轻画一道线，不能碰到任何别的，然后食指拨动拇指发力用其中一颗去弹另外一颗，弹到就可以“吃”一颗，这样各个击破，最后把所有的都“吃”完。我们还喜欢自己做毽子踢，把用过的大楷本或练习本弄三、四张折起来，剪成一条条的，中间不能剪开，然后裹个铜钱，没有就放个扁平的石子或瓦片，用块旧布包在裹好的纸外面，最后再用线紧紧缠住，就是一个可以上下翻飞的毽子了，我们都喜欢自己做毽子，也喜欢比一比谁的好踢。
我的小学就这样在“大跃进”、“大战钢铁”、“人民公社化”的热热闹闹的大环境中，在我们一帮小孩到处去“勤工俭学”认认真真地干活之中，在小孩子天真浪漫开开心心的玩耍游戏之中渡过了。
读初中
1960年，我读初中了，我们学校是昆明三十中，是一所正在改制的学校，我们初一就开始学习化学、俄语等课程，那时也不叫初一了，叫七年级。当时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对于正在“吃长饭”的我们来说，上初中的唯一感觉就是常常吃不饱，好像时时都在饿着，虽然当时男生有32斤、女生有28斤的粮食供应，但是油水太少，大家都非常能吃，我们女生吃起来也毫不逊色！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求学经历之中真正逃过学的就是初中了，真的！我有好几次因为去弄点吃的而逃课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是去青云街排队买一种淡红色的煮淀粉吃，排的队太长了又等了好一阵舍不得走掉，其实淀粉已经有点变质了，吃起来味道是“哈”（走味儿）的，当然还是吃得精光，等回到学校早就上课了，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后面。有一次我们是在学校对面的省歌舞团院子里扳包谷杆吃，扳着扳着把上课的时间给忘记了，那时的歌舞团里有许多地，种着长得很差的包谷，包谷早没有了，地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包谷杆，杆子很细，但是汁水还是甜甜的，我舍不得一次吃完，还弄了一小捆背在书包里，更成了逃课的“罪证”。还有次是在北门街一个小铺子排队买“酸多依”，这种东西本来非常酸又硬邦邦的，是帮助消化的，吃了只会更饿！因为我们肚子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助消化，每个人都是消化出奇地好。不过我们买的已经用糖精煮过了，不酸了但甜得发苦、黑黑的，吃了嘴唇、牙、舌头都是黑的，就那模样不敢去上学也不敢回家，好不容易磨磨蹭蹭回了家，吓得我妈妈一直在追问我，怀疑我中了什么毒。
我们那时候都觉得食堂的早点太少了，根本不够吃，为了让自己能够起码有一餐吃得饱饱的，我们4、5个同学约着倂早点吃，这样，每饿上3、4天轮到自己的时候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真有点当皇帝的感觉！4、5块酸酸的包谷发糕把自己撑得不行！到后来米饭越来越少了，搭配的杂粮也越来越多，鉴于米饭的稀奇，食堂里天天放“卫星”，挂出来的小黑板常常刷新“纪录”：“今天的出饭率是多少多少，比昨天增长了多少多少！”其实也就是水分更多了而已。但是就是这种“大有水分”的饭也吃不到了，因为杂粮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到食堂打饭都不用碗了，等排到了就把自己的衣服口袋伸过去，打上二两满是虫眼的煮老蚕豆，边走边吃。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吃过饭，但是看看饭卡明明是吃了的。
初一下学期，水肿病人开始越来越多了，记得那时的老师有一项任务，早上要在每个进教室的学生脑门上按上一下，如果发现水肿的就被挑出来，得了水肿病的同学就不需要上课了，这是他们的待遇，他们喜喜欢欢地抬着一排排凳子在操场上晒太阳（据说没有吃的晒太阳也可以增加营养），我们没有得水肿病，只能心不在焉地呆在教室里，很羡慕地看着他们。也是初一下学期吧，我爸爸本来在农场劳动的，也得了水肿病回家来了，杵着根扁担的爸爸又黑又瘦，但是腿肿得很粗，走路一瘸一拐的，看着爸爸很痛苦的样子，我才明白晒太阳（水肿病待遇）是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爸爸得了水肿病，可以凭专供水肿病的证明买到一点点豆渣和一种小小的糠粑粑（这种糠粑粑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康复饼”，小小的粑粑给水肿病人带来多大的希望啊，无疑是灵丹妙药了），但是因为舍不得一下吃掉，糠粑粑起霉了，黄的霉绿的霉都有，我和小哥把生霉部分刮一刮，然后把糠粑粑掰小了，在火上烤着吃，觉得香极了！其实掰开的时候，粑粑都是粘的，拉出许多丝丝来，我们也顾不得什么，照吃不误。
那时已经没有城市人民公社的食堂了，我们家是中午各顾各，下午再去妈妈学校一起打饭吃，有一次前一天就知道食堂下午吃“翠玉枇杷”，多年没有吃过枇杷了，把我馋得要命，放学了我兴冲冲地要求去打饭，结果才知道是吃老白菜叶子煮包谷团团，我觉得委屈，也觉得受骗上当了，在食堂就哭起来，卖饭菜票的周老师哄了我半天才不哭了。也是，食堂哪里有本事弄新鲜的枇杷给我们吃！那时不单是小孩馋，大人也很馋的，在海边长大的妈妈就老想吃点小咸鱼和咸虾皮等臭鱼烂虾，比如黄鱼干，做梦都想着；我的小哥那时在高中，他吃饭的速度太快了，好像是直接倒进胃里一样，他号称可以吃半排（两臂平伸称为一排）馒头，我也相信他一定可以吃完，可惜那时哪来那么多馒头给他吃呀；我的大哥那时已经是大学生了，也馋，因为实在没有吃的，有一次他发现我家附近的咸菜铺在卖水豆豉，立马去买回一大洗脸盆，用水冲洗一下去掉点咸味，倒了水后，就大勺大勺地猛吃，根本就不怕咸。
多年后我看到当时我们家的一张全家福，每个人都是那么苗条，我大哥的腰太细、裤腰带又太长，长长地拖下来，很搞笑，简直可以堪称细腰马蜂了。
比起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已经很不错了，当时农村里的人守着地也没有粮食吃，城市的人起码每个月还有固定的粮食供应。有段时间，每个人每月有2公两5的老腊肉定量供应，我们的粮食关系在学校，因而对这2公两5的老腊肉分外“挂念”。为了公平，食堂想了一高招，把老腊肉按重量全部分好，2公两5一份，包括了皮、肉、骨头、甚至一小段尾巴之类，然后各人自己认领了，用麻线扎紧，线的末端吊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再一起放进大锅里煮，锅边有无数线头吊在外面，煮老腊肉那天，大家都像过节一样高兴，有事无事都围着食堂转，巴不得吸点“肉分子”进肚子里。好不容易煮熟了，拎起自己那份妥善保管（舍不得吃），分肉那天一般都是吃面条（这也是一个月难得吃两次的），先买好面条了，就等着分大锅里的肉汤，其实都是有定数的，比如每人两勺，但是大家生怕不够装或者是装漏了，一个个的碗大得可以和小脸盆媲美了，吃完肉汤面条，提着属于自己的那小份老腊肉回家，别提多高兴了！
那时我们正是好动的年龄，虽然吃不饱，也常常活跃在运动场上，我们喜欢玩跳箱、跳马、更喜欢玩“追双杆”（两个人分别在双杆的两边，同时上杆，即把双腿甩到双杆一侧，跳下后又跑到另外一边上杆，再从侧面跳下后再跑，要追到另外那个还没有来得及跳下的人才算赢），我们天天都这样在学校里瞎折腾，运动量还真是不小，肚子也更容易饿了！
因为是“困难时期”，所以太多的回忆都与吃有关，记得我们是从初一开始就要下乡参加夏收和秋收劳动了，每年两次，每次都是自己背着行李去，住在农民家里的。刚上初一还没有多久时间，9月开的学，10月我们就去呈贡秋收秋种了，记得是小何老师带着女生，我们天天觉得肚子饿，天天去偷偷打些山林果（山楂果）吃，因为同样是帮助消化的东西，所以也是越吃越饿！在呈贡劳动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有位男生太饿了爬树去偷梨吃，被树上的马蜂叮了，头都肿了，他坐在马车上和同学们再见，因为要回昆明治病，他能够比我们先回家了，让我们都眼红，才初一的学生，从来没有离开家，大家都想家了，哪怕是头肿着回家。
大概是刚上初二的那年，我和狄君波住在一户农民家，学校的饭菜是用马车送来，天天都一个样，除了掺陈包谷霉包谷的饭就是大白菜和一坨酱，酱太咸，吃不完，我们就和住的农民家老奶奶换烧蚕豆吃，本来互惠互利的吃得很高兴，突然有一天被班主任叫去了，告诉我们以后不能和那家农民讲话，因为他家是地主，东西更是不能吃，万一地主要害你们怎么办？我们自然心里一惊，提高了“警惕性”，当然也弄得我们十分害怕而且也睡不好了，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绷紧了，从此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我开始学会思考问题了。
也就是从升入初二那年开始，我的虽然没有什么吃的，但是还算无忧无虑的童年离我远去了……。
那时班上已经有同学在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班上的政治空气也越来越明显了，老师常常找某个同学谈话，找某个同学谈思想什么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爸爸虽然是参加云南起义的著名将领，但是妈妈的好多亲戚都在台湾和美国，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我虽然年纪不大也知道厉害，所以我是闷在心里从来都不敢说的，生怕别人会知道。我一直是班干部，生活委员、劳动委员什么的，我也很努力地做好我该做的工作，但是那时候我开始怕开班干会了，最好是什么会也别开。我怕讲到自己的家庭，怕填各式各样的表格，因为都有家庭出身一栏，每次填表我的心就会缩紧，真的有时候会连手都抖起来，无法写下去。小小年纪的我，开始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我很苦恼，虽然我也知道入团很光荣，我也非常羡慕入团的同学，但是我不愿意也不敢写入团申请书，因为我害怕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人家不收，也害怕写了申请书班上同学都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了就不和我玩了。
从初二开始，我就没有原来那么活跃了，虽然年纪还小，也觉得压力很大，因为班上常常会开会讨论某人的入团问题呀，或者共青团员要有活动呀，或者入团积极分子要开会呀，我觉得很神圣，很令人羡慕，又离我很遥远，我开始回避这些，一有迹象：比如团支部在通知人、比如黑板上前几天有类似的通知，我都会记得牢牢的，一到时间我会立马回家去躲避。我怕上政治课，觉得政治老师都非常左，因为他们是随时和政治挂钩的，我的政治课也从来不敢奢望得高分，哪怕我考试时候觉得每一题都做对了，我也只希望给我80分，那20分就作为家庭出身不好扣的分。但是其他科目我开始知道自己要努力去学习了，除了在学校的学习外，回家我也弄点唐诗宋词背一背，看点课外书，常常是老师还没有讲的课文我已经背得了，数学的习题我也提前就做完了，这样学起来觉得很轻松、很愉快，而且一旦沉浸在书本里也就把烦恼忘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紧箍咒也暂时抛开了。
就这样我的三年初中读完了。
杨多立
201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