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妈 - 绿杨
我 的 老 妈
（谨以此文纪念母亲诞辰100周年）
杨多立
我的母亲王瑞莲出生在1911年阴历3月初5，也就是民国元年出生的，母亲的祖籍是浙江临海市的岭根。临海是历史文化名城，民情古朴醇厚，风光秀丽，山水极佳；这里的先民是百越之一，讲的是吴侬软语，历代迁客骚人到过临海的很多，连骆宾王也曾贬官在这里任过临海地方官。
就在母亲出生的那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满清政府。母亲的父辈之中，就有多人参加辛亥革命的。例如母亲的大伯王文庆（字文卿，1882-1925）就是一位辛亥革命勇士，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章太炎、秋瑾等共图起义，推翻清政；并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至今，临海城里还有一条路以文庆命名叫“文庆街”的。
妈妈的父亲，我的外公在他的影响下，二十岁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在浙江讲武堂教习，参加了同盟会。辛亥武昌首义胜利后，外公与吕公望、王文庆、褚辅成、童保暄等在西湖白云庵、刘公祠等处多次谋划举义。10月底，浙军临时司令部成立，外公为参谋官，参与指挥了光复杭州的战斗。杭州光复后，外公任整编后的光复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914年1月，改任浙江外海水上警察厅厅长。1924年外公任国民军第三军（冯玉祥部队）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兼混成旅旅长。1925年，外公到了广州升任虎门要塞司令官。1933年，日本军舰时常扰乱下关江面，肆无忌惮。外公极为愤慨，定要用要塞的守炮炮击日舰，遭到何应钦的阻挠，外公愤然辞职抗议，从此退隐上海，直至1941年病故。
我的外婆一共有8个儿女，两个女儿是大的，下面有6个弟弟，我妈妈是老大，外公长期在外活动、做官，所以家里只有外婆和儿女们。我的外婆幼时曾裹过小脚，这让她终生不良于行，嫁到书香门第的王家后，由于深受中西两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影响，外公和伯外公都提倡“天足运动”，因此她的两个女儿，我的母亲和姨妈得以幸免裹脚之痛。
临海的女子教育在清代中期已有先声，只要是家境可以的，女孩也都进学堂。所以妈妈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让她能够顺利地考入当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于1929年9月，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名扬海内外的新闻教育机构）。
妈妈和爸爸1938年在上海结婚，爸爸年轻的时候非常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又刚刚才从海外留学归国，所以很能够赢得妈妈的芳心。记得原先我们家有许多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包括老爸身着戎装、老妈穿一袭婚纱的，任何人看了都夸老爸长得帅，老妈则很温柔，这些照片文革时期不敢留着都剪碎扔了，或者悄悄用火烧了，令人可惜可叹，如今再难寻找。妈妈自从出嫁后就没有工作了，开始跟着爸爸天南地北地奔波，我们家几兄妹出生地都各不一样，有南京生的，有成都生的，也有昆明生的。
全国解放前夕，妈妈的妹妹和弟弟们先后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或美国。妈妈跟着爸爸留在云南，而忠于职守的爸爸没有乘姨父周至柔为他们安排的去台湾的飞机。1951年，当时在台湾的大舅冒着风险想办法把外婆接去了台湾。这一分别，是真正的生离死别，妈妈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娘家人，外婆什么时候去世的，姨妈、舅舅在哪里都一概不知道。妈妈想念她的家人，但是又不能说出来，也不能表露出来，当时家里有海外关系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政治问题。所以那时候如果有从国外来的信（基本都是大舅二舅从美国寄来的信），妈妈连拆都不敢拆，直接就交到学校党支部了。我现在想，妈妈当时的内心一定很痛苦，很想知道家人的消息和自己妈妈的情况，又不敢，只能违心地交上去，避免更猛烈的政治风波。
197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建筑系的二舅时隔30年陪着舅妈从美国回国探亲，妈妈终于去上海在宾馆里匆匆见了一面，才算得到几张娘家人的照片。我们也才得知姨妈舅舅们、表弟表妹们在哪里，长什么样。
我老妈是解放后（1951年）参加工作的，在昆明一女中当语文老师一直到退休。记忆中，小时候我们都要常常去学校的语文教研组叫妈妈回家吃饭，有时候饭菜都等凉了还不见她回家，好不容易等到老妈回家也常常抱着一大摞作文本或者作业本回来，一吃完饭就头都不抬地批改到深夜，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已经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妈妈的手因为常常要写粉笔字一到冬天就皲裂，一个个小裂口里钻进许多粉笔灰，辣得很痛，妈妈从来不说，都是自己裹上胶布就算了，鲜血还常常从胶布里渗透出来，血迹斑斑、不忍目睹，印象之中的老妈好几个指头都经常缠满胶布。
其实我老妈的手也很巧的：她会擀面条，先把面揉成面团，再在大方桌上用很长的擀面杖把面团擀得很薄，叠在一起，然后切成非常细的面条，根本不消加什么料，放点白菜丝一煮就非常好吃；妈妈还会包粽子，会包大的，还会包一种只有拇指大小的小粽子给我们玩，小粽子有六角的也有四角的，很可爱，当时我最喜欢站在老妈旁边看她包，可惜我一直都没有学会；老妈还会编织一些小玩意，如手套、袜子、小荷包，老妈做的菜如：油豆腐煮红烧肉，冬菜千张肉等都很好吃，但是这样的时候太少了，因为没时间、没心情，也常常买不到需要的食材。
50、60年代，运动多得数不清，一个接一个，老妈的兄弟姊妹都在国外，尤其还有弟弟和堂姐夫在“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台湾担任要职”，光是这样复杂的“海外关系”就压得人抬不起头了，加上我老爸又是个“起义人员”，虽然有新中国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所以妈妈做人非常小心谨慎，生怕落下什么不是，基本都无暇管我们，更别说换着花样做菜了。妈妈为了表现得“积极”一些，少挨些批评，少挨整，所以每天都在忙于工作，尽量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根本无法顾及家里，常常我们去到教研室就只有我老妈一个人在，其他人早回家了。为了让老妈安心做她的工作，我们兄妹个个都早早学会了自己做饭、洗衣服、做家务。
晚上妈妈如果不去辅导晚自习、政治学习和参加各项名目繁多的运动，也要没完没了地改作业，她改作文非常认真，差不多等于自己写一篇；要不就是忙着写各种认识和检查，能够和我们交流的时间非常少，或者就是等她回来时间太晚我们已经睡了。虽然我们都知道妈妈很爱我们，但是我们也同情妈妈当时的处境，尤其是慢慢长大后，更能够理解妈妈了，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又多，只能随时随地的小心做人、谨小慎微地过日子了。就连我们自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受到歧视，小时候我最大的包袱就是家庭出身问题，我最害怕，最难受的就是隔三差五的就要填写各种表格，每次去班主任那里交表，都会让我有种喘不过气来、面红筋涨、非常难受的感觉，我们作为子女都尚且如此，父母在单位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了。
运动那么多，毫无疑问妈妈肯定常常会作为斗争对象，但妈妈最终都会安然渡过，这在妈妈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主要与老妈真心诚恳对人、踏踏实实做事有关，老妈对同事，对学生都好得不得了，妈妈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唯恐做得不好；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对同事诚心诚意，巴不得把心掏给人家。我们院子里教政治的郭老师是党员，出身很好，她老公是孤儿，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她跟我妈妈就相处得像姐妹一样，根本不忌讳我妈妈的出身，她有什么困难首先也会求助于妈妈；对于妈妈来说，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得到别人认同，不受到歧视和白眼，妈妈的心里是非常感激的，所以妈妈也巴心巴肝地对郭老师，郭老师的小孩病了，妈妈比任何人都急，饭都不吃地帮忙送医院。
记得妈妈当班主任时常常有许多她的学生来家里玩，过节时，不回家的学生就常常来我们家过节，那时她们班上有好几个印尼归侨学生，她们在昆明没有家，妈妈对她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是慈母般地关心她们，我当时觉得比对我们兄妹都还好，那几个学生基本都在我们家过节的。当时物资匮乏，但是哪怕几个煮包谷、一碗煮毛豆，老妈也要带去给她的学生吃！因为她对学生太好了，所以后来老妈和她的好多学生成了莫逆之交，那些学生毕业了、工作以后还常常来我们家，找老妈玩玩，叙叙旧。
时至今日，我的母亲已经过世22年了（母亲1989年阴历9月10日去世），最近我在街上偶遇母亲从前教过的一位学生（龚云茹），如今她都已是白发苍苍70岁的人了，她开口就说：“我是王老师的学生，你记得我吗？我常常去你们家玩的，你妈妈到老来最听我的话了，连请保姆都是听我的意见，不听你们的！”她很骄傲地说。还有一位赵瑞云老师，也是妈妈的学生，她们家那时候生活困难，靠她父亲一人在米场心做豆腐维持全家生计，但是她又不好意思申请助学金，是妈妈帮她办好直接给她拿去的，妈妈也尽心尽力地资助她，送她衣服什么的，连后来她的老公也是妈妈托爸爸找人介绍给她的，她们一家人逢年过节都要来看望妈妈，只要一提起老妈，赵老师都会感动不已，我的同学邓世平的妹妹邓世兰是妈妈文革前教的最后一届学生，她现在在华中理工大学教书，只要一提起妈妈，她就有很多感激的话要说……。真的，妈妈这样的学生朋友很多，那么多年了，她们还一直挂念着、依赖着她们心中的王老师，没有因为妈妈的家庭背景和妈妈疏离，好些学生结婚多年了还常常来看妈妈，跟她讲讲自己的心事，自己的婚姻大事，再讲讲儿女的教育和前途等等，妈妈也非常愿意掏心掏肝地对她们，那么多学生来和老妈说心里话、咨询老妈这样那样，让老妈很满足、很骄傲，觉得是对她的信任和敬爱。就是因为妈妈对自己的学生很好，所以后来文革之中她们班的学生顶着压力也不忍心为难她。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的老妈自然是被整的，吃了许多苦，也受了许多冤屈，虽然那时的母亲已经满了55岁，按理应该退休了，但是文革把一切正常秩序都打乱了，退休的事情也没人管了，只能继续呆在学校挨整了。当时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和妹妹都在妈妈教书的学校上学，我高中，妹妹初中，我们班上已经分成几派，在教室里，红五类坐在左边，骑墙派（指职员、医生、自由职业等家庭出身的），坐中间，黑五类坐右边，天天就是搞批斗呀，训话呀，弄得我们这些黑五类人人自危，我非常不愿意去学校，每次都是预备铃响了才匆忙从家里硬着头皮冲进教室（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离学校很近）。那时学校在修操场，我的老妈他们这些挨整的人每天都要顶着大太阳为修水泥地用铁锤敲碎石子，真的是又苦又累、汗如雨下、不胜体力，我老妈从来也没有干过那么重的活，根本不会敲石头，经常敲在自己手上，所以那时妈妈的手常常有淤血和伤口，一天下来几乎累瘫了，第二天当然还是必须去。学校里的初中生年纪小，不懂事，走过这些“坏人”面前还常常吐口水，内心的屈辱比外在的劳累和伤口更痛苦，更让人伤心，当然这些都是不能表露出来的，只能强忍在心里。我除了自己天天如坐针毡地坐在教室里挨整外，也常会想着今天我的老母亲是不是又被吐了口水，天天为她的处境担忧又无能为力。白天如此，晚上又得担心造反派来抄家，有点动静就一晚上睡不着，记得那时我们家已经没有什么“四旧”了，妈妈还不放心，翻箱倒笼地找，终于从床下拉出一个放着瓷器的木箱来，里面是一套画有龙的碗、调羹和碟，底色是春花的，妈妈叫我和小哥抬着交给学校去，我们说怕是不消了，妈妈很生气，非要让我们交了才行，我和哥哥好不容易才抬去，但是学校军宣队、工宣队的人都不收，说是不算四旧，让我们再抬回家去，我们哪还抬得动，只能扔在那里了。好容易熬了几年后，造反派们无暇再看管母亲他们这些并没有一官半职的“死老虎”，忙着斗走资派去了，他们就安排母亲去学校的科学馆楼上养鸡、种蘑菇，母亲养的鸡还常常下蛋，小箩筐放得满满的，满了就交去学校，也不知道被谁吃了。（但有时候，鸡生病死了，妈妈就要自己掏钱来赔上，因为是有数字的，我小哥常常被妈妈叫去买鸡。）精心培育的蘑菇更是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冒出来，让我惊叹不已！当然那些白白的小蘑菇我们只是看看，稍稍积攒一点妈妈就会交上去了。我只是觉得奇怪也不知道妈妈居然能把这些事也做得那么好。而且妈妈无论做什么事也都像她多年教书一样那么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她养鸡和种蘑菇那段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学校了，早都出去“闹革命”和“大串联”了，根本没有人管了，但是母亲还是每天规规矩矩按时上班下班的，鸡蛋和蘑菇碰都一个不碰全部交上去（也不知道吃到谁的肚子里去了）。
1969年初，全国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我和妹妹先后下乡到了德宏州芒市遮放镇，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离开父母就去到那么远的地方，非常不习惯，而且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家，前途渺茫，农活又非常累，语言又不通，亏得妈妈非常关心我们，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可以接到老妈的信，叮嘱我们这样，关心我们那样，一封封厚厚的家信带着母爱的呵护和关怀翻越崇山峻岭来到我们的手中，帮助我们渡过了才下乡干农活的种种不适。我知道，要让工作很忙的母亲每周都写那么长的信，又得占用她不多的休息时间了，但是我们又是那样的希望接到她的信，越长越好。在我们社里，我和妹妹收到的家信是最多的，这些家信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慰藉和温暖，家书抵万金的含义在那些个远离父母的日子里体会得那么痛切。很多个晚上我们都是读着母亲的家信入睡的，在梦里和母亲交流、谈心，感受母亲的关怀和爱护。
文革期间物资很缺乏，没有什么吃的，妈妈还是想方设法弄了一大包话梅寄来给我们，别人是“望梅止渴”，我们是“望梅念母”，吃着话梅，思念着远隔千里之外的妈妈，那时父亲的工资已经停发，只给一点生活费，家里就靠母亲的工资紧巴巴地过日子，妹妹和我养了许多鸡，一次就杀好几只，用油炸了邮寄给母亲吃，还用粮食去镇上换腾冲干饵丝，寄给母亲吃，总想着让母亲过得好一点、快活一点。
我们先后从农村回到昆明后，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虽然住的很挤，一间小小的房子就放三张床，吃饭没有地方，全家人就围着一台缝纫机上吃，但是老妈非常高兴，终于不用天天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女儿了。特别是大哥的儿子来昆明断奶，老妈看到自己的大孙子，更是一天到晚乐得合不拢嘴，母爱又自然而然地延续到孙子身上了，那段时间应该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
文革终于结束了，老妈也终于退休了，不必担心随时挨整了，那时的妈妈心情终于舒畅了，如果休息，我们三个女儿会陪着妈妈去逛街，一边一个搂着妈妈，妈妈很高兴，但嘴里说：“哎呀，走慢点，你们完全是在‘绑架’我呀。”其实妈妈很高兴我们这种“绑架”，因为三个女儿前呼后拥的感觉是那么美好。那时物资还是缺乏，基本买不到什么，每人每月的定量半斤肉都舍不得吃掉，要细水长流，要买肥的来炼油炒菜吃，炼完油的油渣再用面粉裹着炸来吃，那是当时最好吃的美味了，又香又脆的。海边长大的老妈是属“猫”的，最喜欢吃鱼，最大的愿望是想吃黄花鱼，或者是黄鱼干都好，那时昆明哪里有呀，哪怕弄到一点小小的臭鱼烂虾，或者非常腥气非常咸的小鱼干，老妈都会像过节一样高兴！最记得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们买到一点水果罐头，妈妈很高兴，连说：“好吃、好吃！”，还要请医生也吃点。很让我难过的就是妈妈去世过早，如果多活几年，就可以享点福了，要吃黄花鱼现在的超市里多得是，商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只可惜妈妈再也吃不到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回报敬爱的慈母了。
2011年冬至前夕写于母亲诞辰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