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40年回忆
我 的 高 考 40 年回忆
绿杨
1966年夏天，当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自认为很不错的毕业考已考完了，毕业照也照了，自我鉴定、毕业鉴定都完成了（即便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学校的大礼堂里早就贴满了全国各地大学各式各样的招生广告，充满希望、充满诱惑，心目中的大学已经在频频向我们招手……。
然而，“革命”了，大学校门也关闭了！如果文化大革命晚三个月，我们应该是在大学里了，可是文化大革命来啦，我们的大学梦也就随之破灭了，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当时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之中，本该求学、读书的我们开始了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日子。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紧接着，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仅1969年一年，全国的下乡知青就有1700多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当时我的母亲就是我们学校（昆明女中）初三（5）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而且我家是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所以才开始动员下乡，我家门口就贴了“光荣下乡”的喜报，我不赶快下乡，我妈班上的同学都看着我呢！于是，我就被“光荣”了一把，不得不忙着下乡去了。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解决当时文革带来的困境、安排城市里过多的闲散人口的一条出路，也成为当时一代青年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为国家排忧解难的具体行动，虽然很无奈，但是当时不下乡根本不行，粮食户口都直接注销的。
其实“知青”这一代人，基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小到大，经历了抗美援朝、大跃进、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很多很多的运动；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又一次运动罢了。
昆明知青大规模下乡是1969年初，我是1969年2月6日离开昆明的，从昆明到芒市遮放，我们一共坐了6天的大卡车，没有凳子，所有人都高高地坐在行李堆上，因为超过了卡车的车帮，似乎随时会甩出车外，所以我们都互相拉扯着，边上的人拉着卡车绷棚布的钢筋，每天傍晚，风尘仆仆、满脸尘土、疲惫不堪的我们到达一个目的地（一般是没有学生的学校），就必须把自己的行李打开，睡在课桌椅拼接的“床上”第二天再打好行李出发。
我们当时走的是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也叫史迪威公路，是当年抗日战争的一条生命线，好多抗日物资都是通过这一条运输线来运输的。因为都是在崇山峻岭中，所以有的路段非常险峻，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大江。还记得过惠通桥的时候，只能空车过桥，所有人自己从桥上走过，看着奔腾咆哮的江水，看着隔了一条江的“内地”，过了江就是边境地区了，真的觉得离家越来越远了。
我下乡的地方是德宏州芒市遮放镇户弄乡户弄社，才下乡的时候还是合作社性质，一年后才有生产队、公社的建制。这里是一个纯粹的傣族寨子，全部都讲傣话，刚到的时候，真的有点到了外国的感觉，因为互相无法交流，吃的也不一样。物质生活艰苦，劳动更是苦，我们从小就在城里长大，不会干农活，一切都从头学，学说傣族话、学着栽秧、薅秧、收割、砍柴、挑柴、挑草、挑谷子……。既然到了农村，挣工分养活自己是关键。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回不了昆明了，哪怕是回昆明探亲，也必须从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逐级先开证明，再换边境通行证，凭通行证才可以去车站买票，通过惠通桥时要出示边境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过不了桥，真是插翅难飞！三年中我曾回过一次家，很艰难，关于回家，我都可以另外写篇故事了。
多年后我小妹妹说起，我和大妹妹下乡一年多后，昆明盛传下乡知青回不去了，要永远呆在农村，我的老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嚎啕大哭！在我印象中他是从来没有哭过的，我当时听到就潸然泪下了。
应该说我算是知青中非常幸运的了。在芒市遮放户弄当了三年知青后，我们社的几个知青一起有幸被昆明的工厂从农村招工招回昆明，那时我已经是快24岁“女大当嫁”的年龄了，终于能够当了一名国营工厂的老学徒，工资第一年每月15元加2 元粮食补贴共17元，第二年每月17元加2 元，第三年每月19元加2 元；三年学徒期满，我出师了，每月可以拿到36大元！
这期间，认识了我先生，他没有当过知青，文革前一年刚刚考进大学，还没怎么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以我称他为“漏划知青”，我们组成了简单幸福的小家庭。后来可能当时教师不足，从工厂借调工人教师，我报了名並有幸被选中，得以在中学里当了“万金油”老师，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专业和文凭，仅仅是个高中生；所以何老师生小孩，我就顶替教数学、魏老师生病请假，我就顶替教化学……。我只是没有教语文，因为我母亲就是教语文的，从她那里我感受到文科的教材随政治形势变化太大，那时的语文书就像政治书，而1+1永远等于2，所以我决心教数学。
教了几年书，我的学生都还喜欢我，跟我就像朋友一样，我也喜欢他们，因为在学校的环境里，随时可以感受到青春的活力。也可能我母亲是老师，我们一直都住在教师宿舍里吧，我很喜欢学校的环境。
1977年，终于恢复高考了，希望的烈火被重新点燃，那是积聚了太久的渴望，那是压抑了太久的梦想！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和价值，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通知中说老知青也可以参加考试，我很兴奋、很激动，因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那次我并没有报名，一是我认为是“安慰赛”，让你考考玩玩，不会录取的。二是当时“文革”遗风仍在，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成绩再好也不会录取的。三是我的老二77年5月底才出生，还在吃奶呢！但是，我的一个亲戚在我的辅导下居然考上全国重点！他基础是比较差的，“文革”中没有读什么书；而且我高中有同学参加高考已经录取了，证明这次不是“安慰赛”，她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好。
眼前的事让我消除顾虑，信心大增。我的先生也一直在鼓励我报考，所以隔了半年，78年高考报考时，我悄悄去区上报了名。怕考得不好没敢和学校说，免得说我不安心工作不要我，万一考不上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把饭碗弄丢了在当时是非常恐怖的事。所以我还一直坚持上着两个初中班的数学，每周12 节课，每個班近60人，两个班每天都有120本作业要改。做完学校的这些工作，还有带娃和家务也等着我，晚上才自己找时间复习，结果考分还挺高的，超出当时的录取线（当年的录取线是260 分）100多分。估计是我们高中三年的基础打得扎实吧。因为是带着两个娃娃参加高考的，还拿着学校的工资（高考时我已经有5年以上工龄，可以带薪读书）又因为之前是没有文凭的中学老师，只是想着挣个文凭当个合格的、安安稳稳的中学老师，所以选择读了师大（当时还叫“昆明师范学院”），成了数学系的一名老学生。
在当过老知青、老农民、老学徒之后，40年前，我参加了高考，怀着喜悦的心情顺利走进大学殿堂，当了一名78级的大学生！
从我参加高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当时准备高考的一切还历历在目：一边喂着奶还一边背数学公式、物理公式，娃娃哭闹就背在背上记化学分子式、元素符号，一边做饭还抽空做个物理习题、划分一下语文句子的主谓宾定状，所有凡是没时间复习的内容就凭老底，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也不能安排出时间了……；一周的脏衣服星期六晚上必须洗，那时没有洗衣机，就是块搓衣板使劲地搓，旁边弄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听听调节一下单调重复的劳动；衣服洗好后星期天一大早要去楼下抢占晾衣绳，去晚了就没有地方晾，娃娃就没有干衣服可以穿，因为没有多余的布票可以买新的也没钱；昆明的4、5月又热又干，没有加湿器、更没有空调，每天晚上要记得把一床破床单弄湿了挂在屋里当加湿器兼空调；最怕的是冬天，小娃娃的尿布洗了干不了，我先生做梦都在想去哪里弄根竹子编个框，好支在火炉上烘尿布；父母年老多病，星期天还眼巴巴地等着你去看望……，那时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仔细安排好才行！
是的，这就是当年准备参加高考的我！
刚刚考上师大的那年，我先生去“农业学大寨工作组”一年，婆婆因工伤住在疗养院，实在分身乏术，好在我教书的中学给了一个进教工幼儿园的指标，我把不满4岁的老大送去全托，每周六晚上去接，星期天晚上又送她回幼儿园。
老二才1岁多，还不会说话，路也走不稳，就在院子里找了一位“烟锅奶奶”帮忙带，她是哈尼族，平时爱抽一杆长长的“烟锅”。记得刚进学校，英语要进行分班考试，分成A、B两班，我正在考试呢，“烟锅奶奶”居然在我们教室门外探头探脑，正心想不妙，我们的辅导员就过来叫我了，说是外面有人找，我什么也顾不得了，立马收拾东西出来。“烟锅奶奶”汉话不行，陪她来的邻居告诉我，奶奶开门时顺手把钥匙放家里了，还不太会走的老二推门把自己锁在家里，她不会开门，只会在里面哭，要妈妈！我急得满头大汗、急急忙忙赶回家，有位好心的邻居正在门外陪着我的老二，用个纸片塞在门缝里上下移动，吸引她的注意力，老二哭累了，正坐在门里面地上看着纸片呢。还算英语分班没有C班，我没有考试也就混在B班了。
上幼儿园的老大有次把身上穿的毛衣顺着线头拉开，给小朋友每人一个线团，自己只穿着两只袖子，老师都没有发现她的衣服下半截没有了……。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两个娃娃轮番上演，给我的大学学习生活添了不少“作料”。
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很努力，因为经过了知青岁月的磨练，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所以分外珍惜。再加上自己年龄大，如果成绩不好会觉得在弟弟妹妹前丢脸，我进大学的时候已经30岁了，我们班年纪最小的才15岁，真的很羡慕他们的年轻！羡慕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再也不用该读书的年龄去下乡了！
我没有住校，因为我必须回家带娃，中午如果能在宿舍里睡个午觉都已经是很奢侈了。当时是又忙带娃又忙学习，非常辛苦，一大早骑着我从农村挣工分省下来的钱买的大飞鸽车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家烧火、做饭、喂饭、洗衣、带娃…..，老也做不完的家务活、老也长不大的小娃娃。每天我一定要等娃娃睡了才能看书学习做作业，我学的是数学，所有的知识点都必须靠做题来消化和巩固，作业量挺大，有时一道题就用半本练习本，演算的草稿纸随时一大堆。
夜深人静，实在太困时，就吃点自己做的酸腌菜、泡萝卜和辣椒解乏，每天都只能睡几个小时。当时工资低，我们俩工资加一起90元不到，虽然已经紧得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听隔壁许老师说，可以替他们“集成办”抄稿子、刻蜡纸挣钱，我和老公还去接了不少活，补贴家用。
我的家是老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三十年代的老大学生，文学功底都不错，尤其我父亲的英语当时还可以辅导我们。我的文科也不错，初、高中作文常被当作范文，诗词歌赋我也很喜欢，所以对学中文割舍不下；而且当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语文课不再像“文革”时期那么紧跟形势了。一次在学校食堂碰到我高中同学，她在中文系，觉得学习起来很轻松，她告诉我老师布置的作业是看《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我实在太羡慕了，我说你们的作业我都已经做完了，我自己的作业永远都做不完！当时觉得自己专业选错了，学数学太苦，又枯燥作业又多。原来固有的观念：“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动摇了！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也不想走遍天下，只想完成学业，带好娃娃，当个好老师。于是我鼓起勇气去系上要求转系，可惜不同意，我只有硬着头皮继续没完没了地解题、继续我的“季米多维奇”（8本之多的《数学分析习题集》）！
1980年9月，还没满6岁的老大开始读书了，小学校就在我们师大的半路上。每天，我把小的送进幼儿园，再牵着老大一起去上学，中午下课后接着老大一起回家。那时我们是顺着铁路走比较近，但是路旁有两个水潭，一个是如今的莲花池公园，一个是铁路边的深水潭。有一次放学没有接到女儿，把我吓惨了，飞跑回家看到她才瘫软下来，一问才知，上了两节课后的课间休息，小小的女儿没有时间观念，以为放学了，居然6岁不到的她一个人顺着铁路走回了家！后来我就下课后接了老大带到我们学校，跟着我吃中饭、睡午觉。那时我最怕的是最后一节课的老师不按时下课，或者同学们提问太多耽误下课，因为要赶着去接娃。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那两年都跟老大成了好朋友，叫唱歌就唱歌，叫跳舞就跳舞，成了我们课余饭后的开心果。
1982年我终于顺利从云师大毕业了。我依然当数学老师，这回是合格的了！我除了没有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先后教过了。后来成为云南民族大学的教授。
其实，这样的例子我身边太多太多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史；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当过知青的人，生活和学习中这么点苦实在不算什么苦了。我始终都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因为“文革”的耽误，我们没有能够直接顺利考进大学读书；但是在我已经高中毕业12年，要说读大学应该是读了3个大学了（整整3个4年）之后；在当了农民、工人、教师之后；在已经结了婚当了两个可爱女儿的妈妈之后；仍然让我及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赶上了个末班车，和那些弟弟妹妹们一起走进高考考场，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搏击，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名老学生！
时光飞逝，一转眼已是高考40年了。10年前，高考30年的时候，春城晚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过我，她很好奇我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勇气参加高考，觉得很难很难，还为此写了专门的报道，那时我就对记者说过：“因为我深知‘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读大学能够让你放飞理想，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来我已经对读大学不报什么希望了，但是当希望被重新点燃的时候，唯有以努力来搏击明天，不管怎么说，有机会就试一试吧，否则会后悔的！”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是最幸福的，学习是最为平坦的道路，高考则是最容易的挑战。我想，如果当年不参加高考，我当中学老师的资格是不够的，随时可能被“下岗”，毕竟当一切走向正规时，不会有中学生教中学生这回事了，现在的中学老师进的都是研究生。又如我们学校云南民族大学，很多边远民族地区考生就是因为考上了大学，从边疆、从国境线上、从深山老林、从几乎没有人会说汉话的地方来到昆明读书，毕业后成为教师、干部、公务员、律师、技术骨干、科研人员、国企老总……。我学校的同事里有基诺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傣族、景颇族、佤族、彝族……，他们都是因为高考成为大学生，成为本民族的佼佼者；继而成为大学老师、教授、专家、学者……，为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真的，如果没有高考，就不可能有这一切！
我真心感谢4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真心感谢40年前的高考！
40载光阴荏苒。
如今，已是“不惑”之年的高考依然在为国家选拔着人才，“高考”依然是众多莘莘学子的期盼和梦想。40年来，高考制度从恢复、巩固到日益完善；40年中，一批批大学生走进校园，在知识的殿堂里学习、成长；一批批的大学生从校园里走出来，贡献他们所学的知识，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绿杨（2018 年6月写于昆明）
（此文曾发表在《高考40年回忆一一女生的故事》一书上）